远走高飞以后：中国女性留学生在西方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祝所有女性朋友们自由、勇敢、富有、无惧！往年企划：孝道、国耻与性劳动：中日女性与劳力贩卖的法律史一瞥三八节快乐 | 听她们说
当墨尔本大学教授马嘉兰（Fran Martin）在二零一五年开展她的田野调查时，并没有预想到她会在疫情肆虐、国境封锁之际完成一部研究跨国教育移动性（transn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的著作——之后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发行的Dreams of Flight: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Students in the West (《远走高飞之梦：中国女性留学生在西方》)。受妮娜·格利克·席勒（Nina Glick Schiller）等学者关于“transmigrant”概念的启发，马嘉兰将她的研究对象——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界定为一群“student transmigrants”。不同于背井离乡、落地生根的传统移民（immigrant），“transmigrant”仍然保持着和本国的诸多联系，比如留学生用微信媒介保持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这个角度讲这一概念可被翻译成“跨移民”。如果考虑到词根“trans-”所带有的“短暂、暂时”含义，我们也可以将“transmigrant”理解为“暂移民”：对于许多国际学生而言，不管在海外有多少新体验，留学终究是一段暂时的经历，他们仍要面对回国后的处境。因此，马嘉兰在书中多次运用具有暂时性特征的概念，如“暂停地带（zone of suspension）”、“临界时间（liminal time）”，去描绘留学生所处的特殊的、介于中间的时空。
正如本书副标题所言，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女性留学生的民族志，性别的视角贯穿了整部作品。如果说对于女性性别身份的管辖（regulation of gender）是建立在对女性生命时间节点——特别是婚育时间——的掌控上（regulation of time），那么当留学给了年轻中国女性一个暂时逃离主流性别规定的机会，她们会如何利用这段经历重构自己的性别身份、亲密关系以及生命历程？马嘉兰注意到，根据《人民日报》二零一六年的一份统计报道，女性在出国留学生群体中占到六成以上，这表明性别议题（gender）与跨国教育所承诺的移动性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马嘉兰的前期采访也证明了这一猜想：许多受访父母表示他们非常清楚女性在国内环境下遭受的就业歧视与不公，因此希望女儿能通过取得国外学历和提升专业技能来弥补结构性的劣势。他们并不介意留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反而认为这有助于孩子的独立自强。马嘉兰认为，这也反映了新自由主义话语影响下中产阶级父母对于自我做主（self-determined）、世界主义（cosmopolitan）身份的认同。在行前采访时，作为女儿一代的留学生们却在考虑另一个性别议题：她们深受传统性别结构催婚催育的压力，既不想急匆匆地安顿成家（settle down），也不想因家里压力而将就（settle for）自己的人生，留学如同为自己买了额外的时间（buying extra time），无疑为她们提供了一个不走寻常路的机会。
在探讨女性留学生亲密关系的第五章中，马嘉兰记述了一个颇为传奇的故事：二十一岁的嘉莹（音译）来自一个西南边陲小城。她的家庭极其保守，重男轻女的父亲一直想要个男孩，尽管母亲已经四十多岁了仍被施压要二胎，为此二人争吵不断。母亲也不支持嘉莹选择的感情关系，瞧不起嘉莹买不起房的男友。在母亲看来，出国读研还不如早些嫁了好，她甚至和人商议起拿一百万彩礼嫁了嘉莹。而嘉莹却认为，当初母亲嫁给父亲也仅仅是因为父亲答应买房、资助母亲的兄弟姐妹上学，并没有感情的基础，这恰恰是他们婚姻不幸的原因。
然而就在嘉莹留学结束前一年，她的家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父亲向不肯生二胎的母亲提出了离婚，把财产悉数转走，并迅速找了年轻的未婚妻，要换个人完成他延续香火的愿望。与母亲朝夕相处了二十多年的祖母完全站在父亲一边，这更令母亲伤透了心。与此同时，嘉莹意外地怀孕了，她的父母劝她打掉孩子，而到了诊所预约的那一天嘉莹却改了主意，瞒着父母最终生下了孩子，和男友在墨尔本匆匆成婚，直到春节回国时才抱着孩子告知了大吃一惊的父母。嘉莹勇敢地反抗着，她与不被看好的男友结婚，不顾父母的反对生下了孩子，她已不再是那个在朋友圈里哭诉父亲冷漠无情的小女孩了。而当嘉莹完成学业、取得澳大利亚技术移民签证之时，她家里的性别结构也倒转了过来：没有技术移民资格的丈夫依靠配偶签证留在了墨尔本，承担日常照顾婴儿的责任，她的母亲也飞来澳大利亚，和曾经不看好的女婿一同带娃。
马嘉兰指出，嘉莹的学历和移动性资本（academic and mobility capitals）成了她对抗父权家庭最重要的资源。正因为嘉莹接受了高等教育并获得了经济独立的能力，她才有足够的财力维持自己选择的生活。远离父母的留学生活也使得嘉莹脱离了父权家庭、亲缘社会的监视和控制，能够做出不同于父母人生的选择。当然，如此激烈、极端的对抗并不常见，马嘉兰也在书中记录了一些隐性的反抗：在来到澳大利亚之后，一些女性留学生更愿意接受情侣同居，并认为在结婚前应该自己确认是否与伴侣合适，而不是听从家里的相亲安排。一位受访者表示，同居在国外司空见惯，“没有情侣不住在一起的”，这也说明了留学海外所体验到的社会常态（social norm）会改变女性留学生对于传统性别规定的遵从态度。
尽管抱着对澳大利亚生活的憧憬和成为世界公民的抱负，现实中的留学生们却往往在非常局促的社会空间里生活着（sociospatially constricted everyday lives）。马嘉兰让几位留学生画了她们日常生活世界的地图，一位叫慈惠（Cihui音译）的女生的作品十分具有代表性：她的地图以唐人街为中心，还附注了她做第一份兼职的餐厅，纸面上其余部分标记了她的住所和几处教学楼，三点一线的往返便构成了她留学生活的全部，看不到她和墨尔本其他区域的联系。马嘉兰还注意到，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都会选择租住高层、高密度的公寓楼，这些高楼固然离大学校园近，但孤岛般的居住环境也限制、隔绝了他们的生活圈子。高层公寓虽然在中国一些大城市被视作身份的象征，但在西方大城市却被当地媒体戏称为“高层贫民窟”（high-rise slum）——有着社群文化支撑的郊区（suburban）住宅才是西方中产阶级的选择。虽然留学生都表示渴望“融入当地社会”，但居住空间的选择已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社交范围。
然而也有一部分留学生在墨尔本体验到了归属感，她们绘出的地图甚至远远延伸至墨尔本南北郊区。这种“归属感”并不是文化、社群意义上的，而更像是自我认同与地方创生（placemaking）的混合物。一个来自江苏、在墨尔本住了六年半的女生对马嘉兰说，“我的确对墨尔本产生了很强的归属感……每次我回中国前都有一点伤感，这很不可思议吧。我想这是因为墨尔本是我一个人探索出来的地方。在老家，总有人帮助我、指导我……在这里我变得独立，不管开心不开心，我都是自己度过的……有时候你最爱的不是你出生的地方，而是你成长最多的地方。”马嘉兰关注到她独特的表述方式，“墨尔本是我一个人探索出来的地方”，仿佛墨尔本原来并不存在，是经由她的探索才产生的。马嘉兰写到，这位名叫凇（音译）的女生直觉地感受到，这个城市其实和她长大、成为成年人的过程（adult self）已经密不可分了。然而凇本身的性格、经历也相对特殊，凇曾在留学期间经历丧父的痛苦，她选择远离人群，一个人沉溺在哀悼的情绪中，搬到了郊区的一间违建小木屋，过着独门独户、安静低调（self-contained）的生活。这也使得她从留学生群体、内城高层公寓的限制中脱离出来，有了更多一个人独立探索墨尔本的机会。
除了空间上的限制，留学生们也因为华语媒介的原因难以和当地社会产生更多有益的互动。马嘉兰注意到，大多数留学生是通过微信朋友圈和公众号来认识墨尔本的。这种跨地域（translocal）的社交媒体虽然方便了留学生用中文获取资讯，但这些媒体往往视角极其片面，在它们的描绘下墨尔本似乎只有一连串等待探访的“网红店”，仅仅是一个消费的城市（a site of consumption），并没有和其他城市居民（urban residents）的往来互动。有的华人公众号为了博人眼球，不断炮制耸人听闻的暴力新闻，煽动种族歧视。马嘉兰认为，这些华人公众号针对非洲难民报道恰恰反应了留学生群体的身份焦虑：留学生作为中产消费阶层“购买”了澳大利亚的大学“服务”，来到墨尔本求学；非洲难民却无需花费和努力，还领受人道主义援助。尽管华人新闻号努力地划清“好移民”和“坏移民”的界限，其实两个群体都是白人主流社会眼中的他者（Others）。马嘉兰写到，真正的世界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中产阶级消费主义的层面，而更应该将对社会正义、公共利益（public good）纳入其中；澳大利亚的教育机构也应当帮助留学生群体认识到西方社会超多元（superdiverse）的社会现实，而不仅将澳大利亚单纯当作实现西方留学梦的目的地。
此外，马嘉兰还用了两个章节分别探讨了信仰和工作的话题。在第六章《信仰》中，马嘉兰注意到留学生参与当地教会活动的普遍现象。她认为真正对留学生有吸引力的，并不是信仰内容本身，而是教会提供的“在地社会化”（local socialization），给没有归属感的留学生一个认识同龄人的机会。澳大利亚大学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一些最保守反动（reactionary teaching）的宗教组织正在接近本应接受自由教育的国际学生。而在第四章《工作》里，马嘉兰深入探讨了“代购”的意义。虽然不少女性留学生通过代购小赚一笔，但“代购”的流行恰恰反应了留学生无法正常获得当地社会长期、稳定的工作，只能寄托于祖国原有的社会关系搭建跨国交易网络，用副业赚机票钱。马嘉兰批评道，西方大学在赚取高昂国际生学费的同时，应当关切留学生对于在地社会关系的需要，而不是把责任转嫁给留学生自己去想各种打擦边球的生存策略（tactics）。
在回访的过程中，马嘉兰发现经历过澳大利亚留学的女性学生大多有了些有关移动性的变化。有的学生选择继续在澳洲就业，并在工作期间体验到了比留学时期更多的跨种族人际交流。有的学生虽然选择了回国，但也做出了更加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的选择，比如远离家乡到大城市工作，更敢于跳槽、实现阶层的上升。有的学生在经历过国外工作后，变得更有自信，更有勇气主动投简历、寻找工作机会，而不是完全依赖“关系”。马嘉兰认为，这种“独立自主”其实源于西方留学生活的方方面面：组装平板家具、做家务、租房子、远离家庭和集体主义宿舍之后安排规划自己的生活。然而“做自己”并不完全等同于努力工作上进，还有的学生选择了“漂着”的生活，哪怕不赚更多的钱，半工半读也要多去一些国家游历，把时间更多地花在自己爱好上。海外留学不仅令一部分留学生从后社会主义体制内生活转向新自由主义个人奋斗的模式，也令少部分人从两种模式中脱离，探索非主流的生活路径。这种“不安定”（unsettling）或许是留学经历给女性带来的最大财富。
马嘉兰也同时承认，女性留学生对于跨国教育文化资本的转化程度取决于她们的阶层（thoroughly class-bound）。大城市中产阶级女性往往能够成功将海外学历转化为通往职业道路的敲门砖，并以此为筹码与父权制家庭博弈，然而一些小城市公务员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却很难挣脱束缚，被迫接受了留在当地的机关单位工作和父母安排的婚事，甚至短短几个月里就变得满口官腔——就更不用说根本没有教育移动机会的女性了（less privileged sisters）。当留学作为商品可以被购买时，购买力的差异实际上又加深了不同社会阶层女性性别困境的差距。
在本书的结尾，马嘉兰再一次将批判的目光转向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当西方大学将跨国教育作为出口商品（export commodity）每年获得数十亿美元收入时，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者也应当考虑这一商品的“社会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为留学生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而不是将所有成本转嫁到留学生身上——在支付高额学费的同时，过着在餐厅打黑工或忙着“代购”的生活；受语言限制无法接触当地资讯，从而陷入更深的信息孤岛中。无节制的招生、短视的项目设置、缺乏留学生配套支持的西方高等教育，最终会导向更极端的排外情绪以及留学生对当地社会的隔阂。而民族志的深描、丰富生动的个案或许某一天会让一直以来“单向沟通”的大学政策制定者认识到留学生的困境，为国际学生做出更多的努力，并抓住跨国教育恢复期的机会重新审视原有的失衡政策，这也是马嘉兰教授这本人类学著作的现实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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